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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典立法回眸①推动观念变革社会进步的共同记忆  
发布时间:2008-11-24 16:09:28 访问数:

布时间:2008年11月24日 03时11分   来源:中工网-《工人日报》  作者:阿计  
 

    1991年4月2日晚,与吴鹤声谈过恋爱的余某被人谋杀,吴鹤声成了“故意杀人犯”,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99年12月,因真凶落网,他才被改判无罪释放。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吴鹤声和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前往听证,听取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后,省高院将作出赔偿决定。陈勇 摄

    14年前,包郑照老人因对浙江省苍南县有关部门强行拆除其房屋的处罚决定不服,一纸诉状将县政府推上了被告席,从而成为轰动海内外的“中国民告官第一人”。 萧云集 摄

    编者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重建,开启了一个波澜壮阔、延续至今的“立法时代”。经过30年的努力,截至2008年年中,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229部、行政法规近600部、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上已做到有法可依,国家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

    30年的立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改革开放史。尤其是那些直接推动改革、关乎民生,魅力独特乃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立法,更是串起了一条见证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线索,构成了推动观念变革、社会进步的共同记忆。

    为了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各项成果,本刊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经典立法回眸”为栏题,以关乎公众生活的宪政、行政诉讼、刑事司法,市场法则,民生权益等内容为解读视角,筛选出30年立法过程中十余部经典立法加以追忆和评析,以纪念这个伟大的时代。

    1989年:《行政诉讼法》

    改革开放前,当行政机关侵犯公民权益之时,多数人选择的是沉默,即使一些人试图通过告状讨说法,但法律并未设立这项制度,让他们堂而皇之地步入寻求司法救济的大门。

    如今,公共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并为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已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得到普遍认同。社会观念的这一深刻变迁,以及约束公权、保障民权的制度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问世的《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

    法制重建启动后,《刑法》、《民法通则》等重要法律相继问世,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基本法律已形成,但行政诉讼制度、即民间所俗称的“民告官”却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

    1989年4月《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

    一方面,《行政诉讼法》唤醒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激起了他们寻求公道和正义的勇气。《行政诉讼法》施行近20年来,反映各种公民与行政权力之间利益冲突的诉讼时有发生,据2007年统计,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诉讼案已突破10万件。另一方面,《行政诉讼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行政机关的行政模式和思维定势,昔日“说一不二”的行政机关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行政行为也有犯错的可能,而普通百姓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忍受过错对他们的侵犯。从此之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成为政府转变管理理念的重要标志。

    也正是从《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起,我国行政立法开始具有了现代法治意义上的转变。由于历史原因,法制重建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行政立法多偏重于授予政府以权威,忽略了对行政权应有的约束。但随着《行政诉讼法》的出台,程序公正、程序正义的立法思维得以确立,以监督权力、保护公民权益为要旨的“控权行政法”纷纷出台。此后十多年间,《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行政强制法》、《行政收费法》亦草案初成。时至今日,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对行政权力进行科学规范的法律制约,为行政侵权的受害者提供了全过程的法律救济。

    《行政诉讼法》实施,对政府与公民、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伟大的变革之一。《行政诉讼法》在纠正行政错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推动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快速提升了中国法制的现代性、公正性和民主性。

    1994年:《国家赔偿法》

    行使公共权力可能会出现错误、可能会构成侵权,受害者有权要求其承认错误、纠正侵权。这些观念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已渐渐成为社会共识。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执掌权力的国家机关,需要为它的错误和侵权偿付代价、承担责任吗?1994年5月出台的《国家赔偿法》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由《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国家赔偿制度,分为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前者主要针对行政机关造成的侵权行为,后者主要针对司法机关承办的冤假错案。无论是行政赔偿还是刑事赔偿,均着重于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全面保护,而公众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恰恰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两项公民权利。正因此,《国家赔偿法》就本质而言是一部体现着法律文明对公民权益的终极关怀之法。而在全球范围内,是否构建了国家赔偿的法律制度,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水平的基本尺度。

    社会生活中,与强大的公共权力相比,个人总是软弱的。多年以来,面对一些行政机关的不法侵权,许多普通百姓已经习惯于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也只是满足于“平反昭雪”的精神抚慰。《国家赔偿法》的出台,改变了普通百姓的思维传统和行为定式,越来越多因公权不法侵害而无辜付出精神、财产和自由等沉重代价的公民,可以拿起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追讨属于自己的权利。有统计表明,2003年至2007年,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了1.3万件国家赔偿案。在一些轰动一时的错案中,正是国家赔偿的“兑现”,让受害者感受到了法律的温暖,也让全社会体味到了权利的可贵。

    《国家赔偿法》的诞生,意味着行政错误、司法不公要付出应有的代价,同时也意味着,遭受公共权力不法侵害的人们,不仅能通过复议、诉讼等途径讨回名义上的公道,而且有权进一步向国家索取精神和财产上的损失。我国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正是由此前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时下,《国家赔偿法》与《行政诉讼法》都已启动了修改步伐。从历史的观点看,《国家赔偿法》最大的贡献并不仅仅是对个别受害者提供了法律救济,而在于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权利不可侵犯的观念和理想。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国家赔偿法》堪称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重要法律,亦无愧于中国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经典象征。

    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

    以正义的方式实现正义,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这就要求刑事诉讼制度合理平衡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不仅谋取结果的正义,更须追求程序的正义。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提升司法民主,推进司法公正,是《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改时的基本出发点:为了防止执法机关侵犯人权,各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开始受到更为严格的约束;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和诉讼民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进一步扩大,允许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刑事诉讼庭审由“纠问式”转向“控辩式”……

    新《刑事诉讼法》的诞生,不仅对刑事诉讼和司法改革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也促使“程序正义”、“保护人权”等现代刑事司法观念潜移默化地成长为全社会的普遍意识。如十多年前,尽管一些刑事案件仍在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或法院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对涉案人员尚未作出有罪判决,但“罪犯”、“犯罪分子”之类的称呼已成为办案人员的“口头禅”,并大量见诸媒体报道中。这种“只要抓起来就是罪犯”的思维定势,导致一些无辜者即使洗清了冤屈,也“搞臭”了名声。

    新《刑事诉讼法》颁行后,针对刑事案件的不同阶段,明确提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概念。数年之后,媒体报道和办案人员口中“罪犯”帽子满飞天的现象终于基本杜绝。从“罪犯”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仅仅是称谓的细小变化,已足见人权意识和法治理性的长足进步。

    随着“保障人权”正式入宪,刑事政策由“严打”转为“宽严相济”,再加上刑事诉讼实践的一些新难题亟须破解,《刑事诉讼法》已再次启动了修法步伐。在完善诉讼证据制度、保障刑辩律师执业权、维护当事人辩护权利、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等方面将有所突破……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在建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方面乃是一个立法亮点,自此之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1997年新《刑法》

    1979年实施的《刑法》填补了我国刑事法制的空白,但也留下了过于原则、简约的缺憾,尤其是规定了在理论上可以对公民造成潜在威胁的“类推制度”,即对法律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依照《刑法》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量刑的制度,与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中“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发生严重冲突。

    1997年新《刑法》的修改,与老《刑法》相比,法条由192条增加到452条,字数由2.2万上升到6.7万。这不仅意味着新《刑法》是当时已经修改过的法律中变动最大的一部,同时也意味着新《刑法》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的一部法律,并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刑法典。

    新《刑法》最大的变革,莫过于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核心标志。

    随着“罪刑法定”成为新《刑法》的思想主线,昔日的“类推制度”得以废除,刑事罪名也由1979年《刑法》的200多种细化、增加到了400多种,这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法律准绳。

    不仅如此,“罪刑法定”原则在新《刑法》中的确立,从根本上推动了执法观念和执法行为的理性化。有统计表明,新《刑法》诞生后两年内,各级法院宣告无罪的数千件刑事案件中,有很大比例就是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作出的判决。

    新《刑法》诞生的前一年,我国已经完成了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连续两年对两部刑事大法实施重大改造,足以证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向现代化法制体系阔步迈进的速度。正是从那一刻起,一个从理念、制度到实践深度转型的刑事司法新时代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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